中国足球不胜史 朱又红 -中国足球屡战屡败断想 自中国足球1974年重返国际体坛以来，每逢世界杯、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除高丰文率领的国奥队踏着日本人的肩膀到汉城吃了一次鸭蛋(无一进球)、当了一回“最没有进取心的球队”之外，中国队都是激情满怀而去，两手空空而回。20多年来，中国足球让人伤心，让人怨恨，让人愤怒，让人爱恨交加，欲哭无泪，欲说还休。 败，败，败，一败再败，一败涂地，而每一次失败都是败得体无完肤，败得窝窝囊囊，败得不明不白。罢，罢，罢，一罢再罢，欲罢不能，中国球迷使终没有罢手，始终没有放弃希冀，始终期盼着中国足球雄起。多少次摇旗呐喊，多少次哭喊叫骂，多少次哀莫大于心死，多少次发誓不再看中国足球……但每当中国队参加重大国际比赛，这些发过多少次毒誓的球迷，又厚着脸皮回到了球场，仍然忘情地投入到助威的锣鼓声中，仍然企盼着奇迹的发生…… 然而，奇迹就是奇迹，奇迹却始终不可能在中国足球上发生，盼来的不是黑色“Ｘ分钟”，就是“二流论”；不是说裁判不公，就是怪分组不利；不是说运气不佳，就是说发挥不稳定……始终听不到足球圈内人士，尤其是当事人──足协、教练和球员的深刻反思。既然如此，不如让我辈好事者来越俎代疱一回。 之一：发展思路朝秦暮 就在国奥队即将奔赴沙场，翘首望悉尼前夕，电视连续剧《在路上》播出了。不知这是中国足协对自己的定位，还是借作者的口说明自己的功德──中国足球已经上路了，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到达成功的彼岸。然而，我要说，错了，大错特错了！说句不客气的话，世界杯或者奥运会就像高山顶上的美景，中国足球依然在山脚下举头观望，不仅不知从什么路径上山，还在喋喋不休地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你说的也走一下，他说的也尝试一番，走了几步之后却望不见山顶，只好又折回来，继续观望，继续争论，一年又一年，一届又一届，多少个轮回，依然在原地踏步。 当然，说中国足球在原地踏步也许不很切合实际，但是与足球强国的差距却依然没有缩小，甚至有被拉大的趋势，造成中国足球屡战屡败。最根本的的原因，就在于中国足球的决策层无力把握世界足球运动的发展趋势，无力把先进的足球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为只要派出一支人马到外面留几年学，请几个外国教练就可以实现质的飞跃，自己拿不出一个完整的、具有连续性的发展思路。 80年代初，中国足球曾经分为南北两派，南派以技术细腻、短传渗透为主，北派则以长传冲吊、大刀阔斧为主，技术型打法占据了上锋，以苏永舜、曾雪麟、高丰文为代表的教练在率领国字号球队征战世界和洲际性大赛中，一度让亚洲诸雄颇感头疼，中国队也因此有了自己的技术特点，“边路突破，两翼齐飞”的思路非常明显。而80年代中后期，随着辽宁足球的崛起，力量型打法逐渐占居上锋，技术型打法在辽宁队凶猛的抢截下俯首称臣，从那时起，中国足球到底该走哪条路，就一直存在分岐，也导致了此后的国家队、国奥队战术风格无法成型，缺乏自己的特色。到如今，论技术，我们比不上日本、西亚队，论力量，我们比不上韩国、伊朗队，毫无特色的中国足球，你拿什么奉献给胜也爱你、败也爱你的痴心球迷？ 在寻找中国足球发展的“路”上，足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拿这届国奥队来说，基本上是以原健力宝少年队为班底组建的，当年斥巨资把这些队员送到巴西留学达3年之久，足协似乎铁定了心要学巴西，走技术型发展道路。然而， 令人不解的是，这批队员学成回国之后，在组建国字号球队时，足协却请来了与巴西足球风格格格不入的英国二流教练霍顿，而这位固执得不可理喻的英国老人，却祭起了70年代英式足球长传冲吊的法宝。面对各界的质疑，足协居然对霍讲师言听计从，任其把落后的足球带入中国，还以为是先进的足球理论，就连教练、球员也对他服服贴贴。一批技术型打法的球员，技术出众的选手，被风格迥异的霍顿拿捏得面目全非，叫人如何不对足协的决策产生质疑？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英国足球与巴西足球正好是世界足球的两个极端，而我们的决策层却居然让这两个极端搅到一块，你说可笑不可笑？如今技术与力量的结合已是足球发展的大趋势，连英国球队也开始重视足球的技术成份，他们的球传到前场后，那行云流水般的配合也常常令人叹为观止。而如今的巴西足球早已摆脱了“艺术足球”的束缚，在发挥自身技术优势的同时，同样注重身体的对抗。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看不透，真不知中国足协的官员们能够干些什么事！ 这20年来，中国足球一会儿学南美，一会儿学德国，一会儿又学英国，学来学去，不仅皮毛都没有学会，就连自己该如何走路也不得而知了。就像邯郸学步之人，模仿来模仿去，最后连怎样走路都不会了，只好爬着走回去。中国足球不仅像邯郸学步之人，更多了一个朝秦暮楚，这山望见那山高，最后还是一事无成。 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吧。10年前还处于亚洲足球第三世界，转眼之间，却已让人刮目相看。他们的发展思路非常明确，坚持走以技术为主的道路，虽然也付出了失败的代价，但如今却已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的技术型打法不仅营造了强大的中场，出产了中田英寿这样的超级中场巨星，也使他们的技术特点日益突出，实力迅速上升。就连前锋队员，他们也注重选择技术型前锋。这样中、前场选手个个能传能射，能组织，能突破，整体的威力就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我们除了80年代初出现了容志行这样的中场选手之外，几乎没有出现一个象样的组织人才。而像彭伟国、张效瑞这样的颇具组织才能的中场选手，却往往被束之高阁。 这种朝秦暮楚式的发展，使我们付出了屡战屡败的代价，世纪梦想也因此彻底破灭。只不知足协领导们能不能从此幡然醒悟？ 之二：失败总结如出一辙 中国足球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每次失败后的总结几乎都是同一个模式，同样的内容，同样的语气。这让我们想起喜欢偷赖的学生和职员，写好一个总结后收藏起来，每到要作例行公事般的总结时，就把原来的总结拿出来，改动几个数字就交差了事。这样的总结模式如今却也出现在了中国足球身上，自然，这样的总结只能说是废话，对中国足球毫无用处。 这让我想起了废话与低能这一对孪生兄弟。 说废话的人林林总总，数不胜数。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人：一种是狡黠、奸滑之人，不说实词，尽说虚词，哼哼哈哈一大通，不知所云，毫无实际意义，说了等于白说。一种是弱智，说不出废话以外的东西，情有可原。一种是不负责任，敷衍塞责，草草了事，反正是一种形式，压根儿就没有当成一回事，实质上却是说不出新话所致。因此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动机如何，结论只有一个：尽说废话、毫无见地的，只能是低能儿。反之，只有低能儿，才会废话连篇，不着边际。 10.29中韩男足之战刚刚以平局告终， 不仅宣告了中国队“恐韩症”的痊愈只能寄希望于下个世纪，也宣告了进军悉尼这一世纪梦想的彻底破灭。这边厢，愤怒的、痛苦的、无奈的、叹息的、心死的亿万球迷发出了“霍顿下课”、“足协官员下课”的怒吼，毕竟亿万球迷不愿看着中国足球就此在沉默中死去。那边厢，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俊生先生正在冷静得若无其事地废话连连： 国奥队的进步不容否定；中国队输在经验的欠缺上；足协缺乏组织此类大型国际比赛的经验；队员把握机会的能力有待提高…… 天哪，这就是当今专职副主席的“高论”？！怎么与20年前的总结有着“惊人的相似”？倘若真是这样，中国队这 20年逢韩不胜的学费岂不白交了，这20年的耻辱岂不白受了？难道中国足球近20年都在睡大觉不成？如果不是睡大觉，那又干了些什么呢？20年前就是这毛病，20年后应该是一条好汉了吧，怎地还是这老毛病？这种不打自招的废话，让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颜面何存？！ 还是来学习学习足协领导语录吧。先学进步。什么叫进步？随便去问问幼儿园的小朋友，恐怕都能回答出来。不信，足协领导您就亲自去试试。花了诺大的代价，诺大的精力，没一点进步，那算哪门子事呢？也许王副主席所说的进步，是立足于国内，自己跟自己比吧。可仔细想想，也不对呀。近20年来苏永舜、曾雪麟乃至徐根宝，他们当年也都是杀到了最后一轮才见分晓，是真正意义上的“只差一步到罗马”，而高丰文曾经带队杀进了汉城奥运会。可现在，不论是97年的十强赛，还是这次的九强赛，中国队却半路夭折，“活”不到最后了，都被人家早早地就提前扫地出门，早早地充当起了陪太子读书的角色了。从这种差距看，中国队究竟是进步了，还是落伍了？足球可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玩就行了的，还得跟人家比试才成。你进步了，人家在一边闲着？你的进步比人家慢，到底是进了，还是退了呢？ 说到经验，那可真是可笑得很了。马拉多那、欧文这些世界级球星刚刚在足坛大放异彩时，有什么经验可言？克罗地亚这等刚刚摆脱战乱独立不久的小国，其球队又有多少经验可言，不照样搅得世界足坛天昏地暗？10多年前，非洲足球还远远落后于亚洲，几年功夫却能与欧美强队抗衡了，凭的又是哪门子的经验？或许这些离我们太过遥远，那就说我们自己吧。说中国队缺乏经验，那韩国队的经验又在何方？中国队除郑智以外，全部来自甲级职业俱乐部，天天与足球摸爬滚打，比赛经验还不丰富，鬼才相信！我们的老对手韩国队，几乎是清一色的学生兵组成，除少数几名职业球员外，多数队员连参加大型正式比赛的机会都很少，又谈得上什么经验？这样的原因岂不是自欺其人！至于说足协缺乏组织球队参加大型国际比赛的经验，那简直就让人笑掉大牙，若非弱智，这样的“原因”亏他说得出口！ 把握机会的能力是什么，想必球员出身的王副主席不会那么健忘吧。20年来中国队每次铩羽而归，总结时都有“临门一脚欠佳”这一条。临门一脚与把握机会的能力，本质不是一回事吗？练一年两年不行，五年十年不行，二十年了，还不行，莫非真要上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练成？足协领导同志对于初级阶段理论的精神实质可是领会得够深刻的了，足球管理专业水平有限，政治理论素养可高着呢。 不过，果真如此的话，我看咱们不如就此与足球拜拜得了。足球不就是让人找乐子的一门游戏嘛，既然总玩不过人家，不玩也罢，免得总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看了让人生气，于社会稳定不利。还有一种选择(不过这实际上是废话， 也是笔者一种低能的表现)，那就是，中国足协现任官员集体辞职， 学学当年年维泗先生的高风亮节，主动让贤，别老占着茅坑不拉屎，让有能力在10年以内治愈中国足球“牛皮癣”的人来领导中国足球。 低能者，就是只能说说废话，办不成正事者。而低能者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不仅不能认识到自己的低能，反而处处自认为高明，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就像开炊饼店的武大郎，凡高过自己的请另谋高就一样。倘若还有一丁点儿自知之明，那就不能算是低能了。 废话说多了，明白人也会变为糊涂虫。明知是废话，我还要在此唠叨，说明我自己也是个低能儿。足协官员们大可不必为一个低能儿的连篇废话而生气，犯不着。该生气的、动的心思的，倒是中国足球为什么老是打不过人家，为什么总结不到点子上。(朱又红) 之三：战术体系两极分化 中国就像中国足球朝秦暮楚的发展思路、把两个极端搅到一块一样，中国足球这些年来尽走极端。要么对教练不放心，不肯放权，要么就把一切大权都赋予教练，自己一旁乘凉。 97年十强赛上，中国足协不知是出于“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的深思熟虑还是为了让更多的教练分担责任，充当替罪羊，居然破天荒地排出了一个10个组成的庞大教练组。这倒好，今天打451，明天打352，后天打541， 你说上谁就上谁，不说谁不行就不让你上，反正人多力量大，试来试去，连一个基本的阵型和战术安排都没有，最后试得一踏糊涂，梦断金州。不知足协领导是否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臭皮匠越多，出的主意也会越馊、越臭，毕竟没有一个诸葛亮式的统帅，没有一个高水平的主教练啊。 不知是出于对十强赛超级教练班子的反思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中国足协一下子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请来国际足联高级讲师霍顿之后，居然对他产生了超乎寻常的信赖，任由这位固执的主儿墨守成规，葬送了中国足球的大好前程。九强赛还没有结束，赛前欲到悉尼拿奖牌的中国队便被提前扫地出门，中国队和巴林队用一把轿子提前把韩国队送到了悉尼。 耐人寻味的是，实力相当的中韩足球本世纪斗了近20年，居然以中国队的一败再败、鲜有胜绩而告终，你能不奇怪吗？！ 平心而论，本届韩国国奥队实力是该国近几届来相对较弱的，而中国国奥队却是以几年前从巴西留学归来的健力宝少年队主力为班底组建的，实力是中国近几年来最强的。彼消此长，却依然是逢韩不胜，这局面确实让亿万狂热的中国球迷十分失望和尴尬。 这次的失败，显然不能再以中国足球决策层在前年亚洲十强赛失利后抛出的“二流论”来作为注解。那么，原因在哪呢？ 依笔者之见，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中国足协和主教练在对足球的变与不变的把握上出现了教条式的偏差，战术安排又从每战必变发展到了一味墨守成规所致。 中国国奥队成立近两年来，在霍顿保守思想的统治下，采取了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不论是参加邀请赛、小组赛、热身赛还是九强赛，也不论对手实力的强弱、阵型和战术特点，中国队的战术、阵形、人员都一成不变，场场以绝对主力上场，就连换人方式也如出一辙。这样一来，不仅自家的底牌被对手摸得一清二楚，毫无“奇兵”可言，也出现了“杀鸡用牛刀”或者以己之短攻彼之长的尴尬局面。长此以往，不仅消磨了队员的斗志，毁掉了队员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拉大了主力和替补之间的差距。虽然霍顿多次声称将根据队员的表现、状态选人用人，实战中死板的用兵原则却并没有使他的的诺言兑现。 其实，在10.17韩巴之战后，中国队就被彻底逼上了绝路， 只有战胜韩国队，中国队才能像主教练霍顿所说的那样继续“活着”。而战而胜之的诀窍，显然是出奇制胜，攻其不备。然而，死板、固执、教条的霍顿，却没有认识到出奇兵带来的胜机，而是继续领着中国队墨守成规，以不变应万变，铁了心儿往墙上撞，尽管被撞得头破血流，却照撞不误──吃亏的可是中国足球！可悲的是，我们的足协在此关键时刻不仅没有当即立断，而是一味放权，让实战水平十分低下的霍顿一意孤行，终于葬送了中国足球的世纪梦想。 而中国队的死对头韩国队，却在老谋深算的主教练许丁茂的率领下，场场变阵，场场排出不同的阵容，比赛中也能根据战局的发展及时变阵，结果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对手在不断地变招，不断地寻求最优组合，以寻找中国队软肋。而中国队却犹如江郎才尽一般，一成不变，守株待兔，焉有不落入韩国队预先设置好的“陷阱”之理？！失招失先机，任由中国队员有多狠，依然逃不脱逢韩必败的厄运。至于客场战巴林，中国队早已面目全非，结果被巴林队踢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场面惨不忍睹。盖均为不善奇变所致。 足球比赛犹如两军对垒，不仅要讲实力，更要讲计谋。军事上也好，球场上也罢，以弱胜强的战例数不胜数，而其诀窍都在于一个“变”字。所谓“兵者，诡道也。”被古今中外历代兵家奉为圭臬的《孙子兵法》，其精髓就在于一个“变”字。“诡”就是计，就是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也在于“变”。如何“变”法，孙子说得非常透彻：“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用兵打仗，要使其一旦遭受敌人进攻而不致失败，必须依靠“奇正”──“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意思非常明白，要以正兵挡敌，以奇兵制胜。所谓“正”者，是指正面的、常规的、直接的战法。所谓“奇”者，是指侧面的、非常规的、间接的战法。从来没有以不变应万变而取得成功的先例。此届中国队有的是“正”的家底，缺的就是“ 奇”的“变”数。 今年的欧洲冠军杯决赛中，曼联与拜仁之战可谓现代足球史上以变取胜的经典之战。曼联队在以0:1落后的情况下，大胆变阵，在最后时刻连扳两球，反败为胜。其借鉴意义非同小可：善于变招者喜尝胜绩，墨守成规者独吞苦果。这是屡试不爽的规律。中国足球为什么总也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事实上，“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影响足球比赛的变数很多很多，岂能因循守旧，一成一变？主教练霍顿在中国足协的支持下固执己见，不用“诡道”，不变招，不变阵，而是场场炒现饭，一条死路走到底，不败才怪呢。 变则通，止则滞。变是对自己的一种否定，一种扬弃，也是一种升华。变要冒一定的风险，需要非凡的胆识，尤其需要有坚强的自信。不敢变，说明了自己信心不足；不善变，则说明主帅能力的欠缺，球队能力的不足。然而，也正是因为奇变产生的巨大风险，才使得足球赛场风云更加变幻莫测，足球的魅力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四平八稳的球队是没有生机和活力的。没有人愿意掏了腰包去看那种死气沉沉、毫无活力、毫无激情的足球比赛。 大江歌罢掉头东，世纪梦想又成空。变与不变本身就是一种辩证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梦想终究会要破灭的。不善奇变之道，“恐韩症”的痊愈只好等到下个世纪了！ 转眼之间，2002年世界杯预选赛又将拉开战幕。倘若足协仍然执迷不悟，继续重用霍顿，那么，新世纪中国足球的希望必将破灭，中国足球将永无出头之日，唯望中国足协切记，切记！ 之四：精神状态松懈疲沓 ──兼为“逢韩不胜”的中国足球号脉 尽管历届国字号球队从教练到队员都不承认自己恐韩，却从无胜绩。尽管中国足协说中国队的精神状态有了很大改观，可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信心不足。 当中韩上海之战以平局告终时，中国足球的世纪梦想便宣告即将破灭；而当巴林队在主场把中国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付之一炬时，中国足球便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颅。霍顿要带国奥队到悉尼去拿奖牌的誓言和亚洲足球中国第一、韩国第二、日本第三的论断，转眼之间便成为了球迷和足球界人士沉重的笑料。 深秋时节冷纷纷，望断悉尼欲断魂。以此来形容万般伤感和无奈的球迷，恐怕一点也不为过。虽然我们早就预料到了这个让人心碎的结果，但毕竟当这个结果成为现实时，我们还是一万个不情愿，心中有着一万个为什么。 还是当一回阿Ｑ吧。你想，就算赢了韩国，胜了巴林，又能说明中国足球取得了质的飞跃吗？虽然可以暂时一俊遮百丑，但若真到了悉尼，必会怒馅。88年汉城奥运会上的中国足球队不就因吃了几个大鸭蛋而被国际足联定性为“最没有进取心的球队”吗？ 虽说中国足球的尴尬不是主教练一人惹的祸，但霍顿却难辞其咎。早就说霍顿不行，行家、媒体对霍顿的能力提出了质疑，但这些都被有着国际足联高级讲师头衔的霍顿的嘴功所掩盖。霍顿的死板、固执无疑是造成这一悲剧的主要因素，不过，归根结底，却是足协的决策失误和管理落伍而导致的失败。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依然是逢韩不胜，依然是阴沟翻船，依然是早早地就提前出局，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埋三怨四了，还是直面惨淡的现实，静下心来认真反思一下，为中国足球把把奄奄一息的脉搏吧。 中国男足与韩国人斗了近20年，依然没有摆脱逢韩不胜的历史。熟谙国情的土产教练不行，于是请来了洋教练── 施大爷，拉大爷，霍大爷，不管他们开出的“药方”有多高明，但结果并无二致，谁也没能摆脱失败的命运。 作为旁观者，施拉普耐开出的药方是给队员灌输“豹子精神”，一来就给队员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种招数曾经让国产教练笑掉了大牙。你想啊，咱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搞得还少吗？要你来班门弄斧，岂有此理！说不得，主教练的大权只好分散，你一边凉着去吧！ 拉德的中国之行过于短暂，还没有开出药方，就被“逼宫”成了“顾问”，大权被自认为水平并不比外国教练差的国产教练给夺走了。 相比之下，霍顿这位高级讲师就幸运得多了。凭着当讲师练就的三寸不烂之舌，他迅速得到了中国足协的高度信任，连郝海东、范志毅、张玉宁这等“酷哥”也被他彻底征服了。心里是不是真的服，咱可说不上，嘴上倒是服贴得很的。尽管张玉宁曾经在《足球之夜》中对霍顿的平行站位、整体打法并不真正理解，但嘴上还是挺认帐的：“他的战术思想咱也没去仔细琢磨，他这样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呗。( 据中央电视台足球之夜) 大权在握的霍顿，开出的诊断书又是什么呢？“攻守平衡”。现代足球提倡攻守平衡，这个道理普通球迷都懂，只是怎么去贯彻实施，学问就大了。但实战检验的结果，霍顿体现的依然是嘴功，不过是马稷纸上谈兵式的空头理论，并没有真正成为扭转中国足球战局的武器。不仅防没防住，攻也攻不上去。尽管有时场面上很好看，但只要稍一打盹，球便丢了。四场比赛进三球，丢四球，攻守倒也差不多平衡了。 显然，霍顿并没有给多灾多难的中国足球号准脉，他的水平不仅不足以让中国的国字号球队产生质的飞跃，就连他多次许下的“是结束恐韩症的时候了，要给球迷一个惊喜”的诺言都成了水中月，镜中花。尽管足协似乎铁了心要让他带队再去冲击2002年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球迷们倒是早就寒了心，不抱任何希望了。 那么，中国足球逢韩不胜的死结到底在哪呢？ 不妨来听听“恐韩症”的制造者们──集当事人与旁观者身份于一身的韩国教头是怎么说的。 崔殷哲、金正南、车范根、李章洙、许丁茂，这些胜利者都曾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尽管说法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立论却如出一辙──中国球员不具备韩国球员所特有的“精神力”。车范根委婉地指出，这种精神力是球员意志、品质、文化、道德、技术、纪律等方方面面的总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并断言两国球员的这种差距在短期内无法缩小。许丁茂更是放言，双方的差距是20年！这些说法或许带有某种偏见，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们的致胜法宝，就是我们的软肋，就是解开逢韩不胜死结的钥匙。 客观地讲，中国队与韩国队在足球技术、意识、配合、体力、战术等方面应该是不分伯仲的，没有一方占有明显优势，确实是一场实力接近、势均力敌的较量。既然双方整体实力旗鼓相当，而中国队却不明不白地接受了长达20年之久逢韩不胜的耻辱，这局面能不尴尬？ 两军对垒，讲的是士气。“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历代兵家都强调一鼓作气。足球比赛也是这个道理。既然两队同处一条水平线，就该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了。既然在同一水平线上中国队近20年逢韩不胜，那么，只有一个结论：中国队缺的是“勇”，也就是缺少韩国教头所沾沾自喜的那种“精神力”。 “勇”也好，“精神力”也罢，其实并非什么新鲜玩意，实质上是玩命的劲儿。 日本人推崇所谓“武士道”精神，韩国人的“精神力”就是他们所津津乐道的“棒子功”。其实这些“精神力”都是起源于中国的。中国人自古就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按毛主席很通俗却很透彻的讲法，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见中国人并不缺“精神力”。可惜，如今的球员荷包鼓了，名头响了，脾气大了，玩命的劲儿早就没了。人家见了你就玩命儿，90分钟斗志高昂，一分一毫都没有松懈，而我们的队员呢？拼命的不是没有，但是不是都拼了呢？不见得。就算你拼了89分钟，最后一分钟甚至几十秒的松懈，就很可能被对手趁虚而入，攻破城门了。中国队多少次“黑色Ｘ分钟” ，不就是这么来的吗？主场战韩国、客场战巴林的失球，就是放松了警惕，重蹈覆辙所致。就这一打盹的功夫，人家就捡了一个漏，捧回一个金元宝，彻底粉碎了中国队的最后一次“生存”机会。 当然，这种玩命并不是不讲科学的胡搅蛮缠，而是要脚、脑并用地去玩命。可我们的队员，能够用脑去玩命的又有几人？在霍顿的调教下，一味蛮干，以己之短去攻彼之长，球在空中飞来飞去，却被对手一一化解于无形。不能用脑玩命，说明我们的球员在意识、精神、文化、职业素养等方面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自身素质本身就有缺陷，还不想玩命，不会玩命，恐韩症自然越来越重，最后一线生机也就丧失了。 俗话说，讲理的怕不讲理的，不讲理的怕耍横的，耍横的怕不要命的。在旗鼓相当的足球比赛中，胜利往往来自于更凶猛一点的拼抢，更频繁一点的跑动，更主动一点的出脚，更隐蔽一点的传球，更顽强一点的攻防之中。只是这些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在高强度的激烈对抗和体力的巨大消耗之下，能够支撑球员不懈努力、奋勇向前，恐怕就只有“精神力”了。可惜，身为主帅的霍顿自身就缺少这种“精神力”，中国足球又怎能有这种精神力？ 战胜“精神力”的办法有两种：要么是自己的实力大大超出讲“精神力”的对手，譬如法兰西世界杯上荷兰人大胜韩国人的例子；或者二战时日本人挥舞着战刀耍“武士道”，被美国人的原子弹吓得屁滚尿流一般，“武士道”随之失效。要么是以“精神力”对“精神力”，看谁更顽强，更敢玩命，更善于玩命，更善于打恶仗，这是双方实力相当时意志的大决斗，胜利者往往是“勇”者。 霍顿显然没有领会到这一层，他只会用对弱队热身赛那注水的胜利来树立队员的所谓信心，从来不敢与强手对垒，说明他自己就缺乏这种“精神力”。他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教条主义，本身就说明他对自己、对中国队缺乏信心，心理没底，怎敢去冒险变阵？越是嘴上大话连篇，越能说明他的心虚。这一点，当年的施拉普耐似乎还要胜过霍顿。只是施大爷也好，霍顿也罢，毕竟是世界不入流的教练，他们都无法把中国足球带上更高的层次。 为今之计，请桑特拉奇或者科萨诺维奇来执掌国家队帅印，似乎是最理想的选择。南斯拉夫人近百年来所表现出来的枭勇善战、顽强意志，已经在足球世界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足球的弱项，正是桑尼、科萨等人的强项，再加上他们丰富的执教经验和世界公认的执教水平，由他们来带领中国队冲击2002年世界杯，胜算要比霍顿大得多。 言尽于此，只不知中国足球的决策者意下如何？